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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史||许钧: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试论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
发表日期:2019-11-07 20:11:50 | 点击数:1656 次
本文摘要:而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想从另一个角度介入,看一看翻译到底在哪些方面对五四运动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翻译之于五四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刻意义。五四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深远。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9年第3期,第5-12页。

出发地:达民说英语

摘要: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本文着重探讨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并从语言、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思考。文章还探讨了翻译与五四运动的深刻联系及其直接和间接影响。然后,从翻译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精神出发,简要评述了翻译对五四运动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五四运动;精神;影响;意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些与翻译相关的问题:为什么翻译活动在五四前后如此活跃?为什么这么多学者重视翻译并从事翻译工作?为什么围绕翻译有这么多的争论或讨论?我认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20世纪的中国有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运动,一个是五四运动,另一个是改革开放运动。这两个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解放思想。对于翻译界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运动与翻译有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关于翻译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我在去年与翻译领域的同事共同编写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导论》(1978-2018)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我们的翻译领域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开放精神是翻译的精神要求。打破障碍、开阔视野、促进理解和交流、扩大意识形态界限、促进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学习、丰富和繁荣世界文化是翻译的价值观。”(许军,2018: 524)关于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干预,看看翻译对五四运动有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翻译对五四运动有什么深远的意义。

首先,翻译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对五四运动的整体影响。

首先,有必要说明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广义的解读。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一场冲破枷锁、走向科学民主的启蒙运动,是一场脱离旧世界、旧思想、旧道德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着深刻的互动和内在的一致性。

看一下翻译活动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我将看一下上述三个运动。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新”这个词。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必说“新”是他们的追求和灵魂。虽然白话文运动中没有明确的“新”一词,但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包含了一种“新”生活:语言与文字的全新统一,为新的文体、表达和思想的产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的根本意义是让人们掌握语言,接受新思想,创造新文化。这一时期,对“新”的追求是革命性的,“新青年”的基本立场是“新”:反对旧道德,倡导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新”首先意味着脱离“旧”。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孕育的革命精神体现在语言、文学和文化上。追求新事物有很多方法。一是推陈出新。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有这样的特点。用鲁迅的话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从旧中复兴善,从现在压倒恶”。然而,五四运动不能走这条路。鲁迅最反对的是拉出旧时代的“儒家伦理”。如果这条路被堵塞,我们就必须开辟另一条路,即脱离孔孟,脱离旧的思想道德,同时从国外寻求新事物、新观念和新道德。这样,翻译成了唯一的方法。

(1)翻译与语言创新。让我们先来看看翻译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和白话翻译的新时代。“五四”时期,翻译作品数量急剧增加,风格得到解放,范围扩大。有小说被翻译成诗歌、散文、剧本、文学理论等。语言已经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标准”(罗张馨,1984: 7)。一些学者认为,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语言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也叫语言革命,因为这两次革命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高元宝,2005: 140)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互动有着相对统一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说,没有白话运动,就不会有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高元宝甚至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西方现代文明,只有当它最终触及中国文明的‘语言’时,才能被认为已经完成了对传统中国最深刻的冲击和变革,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文学在这种冲击和变革中的觉醒,只能被认为是他们进入语言层面时最深刻的觉醒。”(同上:142)从国外引进或吸收新思想、新概念和新事物是白话的重要使命。没有语言的创新,就不可能产生根本意义上的观念创新。

事实上,五四以后,白话文的地位和创新渠道一直是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难题。鲁迅和瞿秋白对翻译在白话中的作用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指出了翻译在新中国现代语言中的重要作用:“翻译——除了能够向中国读者介绍原文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帮助我们创造新中国的现代语言。”(瞿秋白,1984: 266)他进一步明确指出:“翻译确实能帮助我们创造许多新词、新句法、丰富的词汇和优美、精确、正确的表达。因此,既然我们正在努力为中国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我们不禁要求翻译:绝对正确和绝对中国方言。这是向公众介绍新文化的语言。”(同上)鲁迅原则上同意瞿秋白的观点,但他对如何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现代语言以及如何通过翻译吸收各种新的语言元素有不同的看法。鲁迅特别指出了瞿秋白的“绝对汉语白话”,并提出了他在语言运用上“信而不反”的翻译原则:“为什么不充分中国化,为读者节省一些精力呢?当它如此令人困惑的时候,怎么能称之为翻译呢?我的回答是:这也是一个翻译。这样的翻译不仅是输入新的内容,也是输入新的表达。写或说中文的方式实在太不精确了”(鲁迅,1984: 276)。“这种语法不精确,它证明思路不精确,换句话说,有点混乱。如果你总是使用混乱的词语,即使在阅读时,你最终还是会得到一个混乱的阴影。为了治愈这种疾病,我想我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吃一点苦,并用一种奇怪的语法来表达。古代的,外省的,外国的,外国的,然后我可以自己拥有它。”(同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翻译在语言转换和思维创新方面的意义。在《论翻译》中,我曾引用王彬彬关于鲁迅翻译与语言创新关系的思想:“在鲁迅看来,翻译不仅是手段,本身也是目的。把外语翻译成汉语不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和感情介绍给汉语,也是对汉语本身的一种尝试。换句话说,翻译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和感情介绍给中国人,也是把外国人的语言风格,即产生这种思想和感情的方式,介绍给中国人。”(王彬彬,2000: 147)如果我们睁开眼睛,进一步思考翻译在语言现代性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会发现,不仅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后,而且在欧洲德、法、意等国家的复兴之路上,“翻译在培育现代语言方面发挥了作用,促成了“共同语言”,如相对被公认为“文明语言”的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在翻译过程中充实自己,最终展现自己的活力,在各种“不同”的测试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许军,2014: 273)

(2)翻译与“新”文学及其道路拓展。白话文运动的重点是语言创新,并为人们在掌握的新语言的帮助下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开辟了一条道路。只有这样,它才能宣称“白话是改革的基础”和“没有比改革文言文更好的方法了”(汤涛,1982: 3-4)。正是通过翻译,“新词汇和新概念的引入为人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和新视野”。(张卫中,2005: 130)白话的创新在新文学革命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要有效而深刻地传播新思想,就必然要走文学之路,正如鲁迅所说:“文学艺术是民族精神的火焰,是民族精神未来的指路明灯。”(鲁迅,1981: 240)新文学运动具有启蒙和革命的意义。学术界对新文学运动的启蒙和革命性质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不作详细研究。本文的重点仅在于翻译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

在我看来,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都是通过翻译传入中国的。“五四”前后,“卢梭的公民契约理论、密尔的自由理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理论、尼采的超人理论、柏格森的创造性进化理论以及许多其他西方资产阶级理论都在出版物的显著位置被介绍”(汤涛,1982: 27)。《新青年》、《新生活》和《新社会》等许多出版物都把引进外国新思想和新思想视为打开人们思维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体治理的关系》和《论小说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一文中的观点清楚地表明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公众的关系。然而,“翻译工作已经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甚至革命结合起来”,“1911年的革命把一个古代王朝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以及“五四”运动把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想引向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些都离不开翻译带来的新意识。”(叶水富,1994: 247)

如果我们关注五四前后的翻译,可以发现以下事实:首先,翻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第二,许多学者做过翻译工作。第三,许多出版物都是翻译作品。第四,西方的各种重要思想通过翻译涌入中国。就文学而言,梁启超的“一国小说对于一个新国家的人民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已被普遍接受。翻译是中国“新”小说的先导,影响深远而广泛,其中三部值得特别关注。首先,在翻译的帮助下,中国学者创新了他们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学者在考察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和文学的改革时,这样指出:“‘54’时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个新词的出现会引起全身移动,一个关键词的出现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调整。这种调整往往会给作家带来新的观点和新的立场,激发他/她的创作冲动,使他/她在创作中找到新的内容和主题。”(张卫中,2005: 130)词的翻译带来新的思想,思想的创新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立场”,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从而在内容和主题上做出新的探索和突破。其次,从不同文学体裁的内部结构和形式来看,翻译为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的作家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正如汤涛所说,“当时的新文学,从其意识形态倾向到其表现形式、结构和方法,已经广泛接受了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进步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可以说培养了我们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汤涛,1982: 21)第三,在把有差异的外国文学因素翻译成新文学运动的同时,也为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学传统、反思自己、在借鉴和批评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开辟了可能性。

(3)新文化的翻译、推广和传播。从以上简短的评论中,我们已经谈到新文化运动。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一个紧密联系、积极互动的整体。翻译在语言和文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对文化的影响是基本一致的。季羡林先生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看到了翻译的独特作用:“为什么中国文化一直存在到今天?我想这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比较河流,中国文化的长河有满水和短水,但它从未干涸。原因是有新的注水。注射的数量很大,有大有小,最大的两次,一次来自印度,一次来自西方。这两次注射依靠翻译。中国文化能够保持年轻的原因是翻译是灵丹妙药。翻译很有用!”(季羡林,1997: 1)季羡林所说的西水,是从五四运动前开始的西学东渐。在新文化运动中,翻译的作用远非“进口者”,而是为中国新文化开拓疆域的建设者和先锋。根据陈富康的研究,早在1906年8月,周桂生“率先组织了“翻译图书运输协会”,并于当年10月11日撰写了《翻译图书运输协会序言》,其中指出:“虽然我国文明较早,但它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在当今世界,如果你不能评判别人,你怎么能弥补我的缺点呢?然而,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语言,所以试图利用它们的优势来广泛翻译它们的书是没有用的。顾宪章,不是新的是数字,而是旧的是保证,光是压制?老人拥有一切,而新人一无所有。没有什么比进步更好的了。另一方面,新的是旧的;相反,相互补充是恰当的。如果新的思想和新的学习能够不断地被引进,以便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那么旧的学习也会变得繁荣并且从彼此的发明中受益。这不是翻译应该做的!”(陈富康,1992: 162)纵观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周桂生序言中提到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有着深刻的关联。反对保守主义,倡导进取精神;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1906年,译者清楚地认识到翻译在中国新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与11年后《新青年》第二期发表的《论文学革命》中陈独秀的一些观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只是周桂生提出了“进取”,陈独秀强调了“革命”。如果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积极参与翻译行业的有识之士对翻译的使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那么翻译活动在哪些方面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建设性的推动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给出这个问题的详细答案。但是,在我看来,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翻译是先导,新的学术和新观念被引进,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启发和推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运动的方向。第二,翻译为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因此学术界颇有共识: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第三,丰富的翻译形式为新文化在人民中的传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讨论翻译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我们不禁会看到翻译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如语言层面的过度“欧化”和文化层面的“西化”倾向,这些都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思考。

二、翻译精神和翻译对五四运动的意义

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讨论。我们从五四运动所涉及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方面简要总结了翻译的影响或作用。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工具性的“使用”功能。一些学者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翻译进行了研究,并对20世纪初和五四运动前中国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如下反思:“在我们的汉语语境中,也有翻译的全盛时期。在那个时代,翻译是传达外国思想的有效手段,对中国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仔细想想,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什么主张把日语翻译成西方而不注意日语的“过滤”?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之交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引进大量词汇而不是直接创造它们?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在全世界广泛寻求知识”(梁启超的语言),也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渴望向世界学习。第二,从近代以来,翻译基本上是一个工具层面的问题。我说“基本上”是因为从严复到章太炎再到鲁迅,翻译和语言问题都是与思想密切相关的线索,而不仅仅是工具。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翻译是单向的,即使它与思想有关,也就是说,把外国人变成自己的人。”(孙歌,1998: 12-13)在清末民初,确实有大量日语翻译和“进口”日语词汇。这有许多原因,但深层原因是翻译被理解为一种工具活动,“借用主义”一词可以解释其中许多问题。然而,从我们对翻译与五四运动的深刻联系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并没有发挥一般的工具功能,而是涉及到五四运动的诸多方面,对语言文字的创新、文学的现代性和新文化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和影响的根源在于翻译孕育了“开放”的精神,引导了思想解放的道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回望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活动,思考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们认识到,考察翻译之用,探讨翻译之影响,不能不去思考翻译之精神。翻译,究其根本而言,是“本我”向“他者”的开放,是深层次的双向性交流。在讨论翻译所涉及的创新性问题时,我曾有过这样的思考:“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创造,它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打开新的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这种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我们可视为一种翻译精神。我们认为,这种翻译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功能之源泉。”(许钧,2014:272-273)确实,“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为了真正导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路,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像梁启超所说,进行大胆的创造。”(同上:272)基于对翻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的认识,诸如为何在五四运动前后翻译活动如此活跃,为何那么多学者重视翻译,为何翻译问题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论之类的问题,也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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